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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票赞成、0票反对，这一数据象征着当年马克龙承诺的落地。表面上看，国民议会的全票通过意味着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在法国长期存在的左右翼对抗背景下，这样的结果往往并非建立在道义共识之上，而是被限定在极窄的政治适用空间内。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意味着机遇，也代表着界限清晰——能否从中获益，取决于欧盟接下来的行动和政策落实。

  2026年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全票审议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得他国文物归还流程的法律草案。此前，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参议院在7日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也顺利通过了同样内容的草案。整个立法推进过程不到十个月，对于法国而言，这样的速度极为罕见。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明确说，只有经过科学认定且符合严格法律标准的非法文物，才会进入归还程序。

  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波尔捷在国民议会发言时，强调了归还文物的严谨性和非自动性。他指出，草案对可返还文物的来源、获取条件及时间设置了明确标准，拒绝笼统逻辑、拒绝自动归还，也不允许含糊其辞。根据现行法国法律，公共领域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需逐案立法，程序繁复。而新草案的核心创新在于：当文物合乎条件时，可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通过掠夺、盗取等手段获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移出，简化归还流程；相关事务可通过行政程序审批，无需每件文物单独立法。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表示，面对多国的追索请求，法国此前缺乏长期回应机制，这部框架法旨在建立稳定、高效的处理机制。草案明确了文物归还的范围，也严格规范了流程：每一份申请都需经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意见。投票结果公布后，勒科尔尼在社会化媒体上发文称，归还被盗或非法获取的文化财产是道德要求，强调立法目的不是重写历史，而是承担相应的责任，将不当获取的文化财产归还给原属国。

  追溯到2017年底，马克龙曾在布基纳法索访问期间，于瓦加杜古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我不能接受大量非洲文化遗产滞留法国。尽管历史原因复杂，但法国没有合理、长期且绝对的理由继续保留这些文物。非洲文物不应仅存于欧洲博物馆，我希望在五年内创造条件，实现临时或永久性归还。这一讲话立即启动了相关研究和制度准备。马克龙随后任命艺术史学者贝内迪克特·萨沃伊与经济学学者费尔温·萨尔进行深入调研，历时八个月全面梳理法国公立博物馆中非洲文物的现状，包括文物来源、获取方式和回归非洲的可行性。

  贝内迪克特·萨沃伊专注研究掠夺文物，其博士论文聚焦拿破仑时期全球文物掠夺，后又涉足殖民时期欧洲对非洲文物的获取问题。她在柏林工作近30年，目前在柏林工业大学教授艺术史，2018年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课程，剖析欧洲掠夺文物现状。另一位报告撰写者费尔温·萨尔是塞内加尔经济学者，在加斯顿·伯杰大学教授经济学，出版畅销书《非洲乌托邦》（Afrotopia），在欧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萨沃伊曾评价萨尔：不能用欧洲标准衡量他，智慧超群，跨学科能力出色。虽为经济学教授，却兼具作家、编辑、音乐家等多重身份。他虽未涉足博物馆，却对非洲了如指掌；而我深耕博物馆，却对当代非洲知之甚少，我们正好互补。两人此前素不相识，但在八个月高强度合作中成为挚友，他们的调研成果，将震动整个欧洲博物馆行业。

  2025年7月，法国政府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有关规定法律草案于2026年1月和4月先后在参议院和国民议会首次审议通过，并提出修改意见。按程序，草案经议会两院通过一致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法律。在此期间，若启动合宪审查，颁布期限将顺延。4月30日，由7名国民议员与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一致文本。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马克龙第二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如果法律在其卸任前生效，可视为对2017年承诺的实质兑现。

  从条文细节来看，该法案设置了严格门槛，仅1815至1972年间、法国以非军事用途获得的文物才可能讨论归还。1815年之前的文物，即便来源存疑，也不在适合使用的范围；1972年以后通过黑市等非法渠道流入的文物，同样被排除。因此，大量早期战时掠夺及后期非法交易文物，被时间门槛挡在程序之外。法案虽强调非法所得文物可返还，但非法界定权完全在法国。殖民时期强行征用是否算非法，是依据当时国际规则还是现行标准，并未明确。

  所有返还请求需经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由双方专家组成，法国专家占半数，形式上双边，实际上每件文物的鉴定讨论可能耗时极长。法案未规定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的裁决方式，拖延和反复讨论存在空间。此外，只有法国政府主动公布为非法获取的文物，才能进入归还程序。例如，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内众多器物标注1860年远征中国所得，将其明确为非法掠夺，现实中面临诸多阻碍。策展人、研究人员、收藏家难以接受这种自我否定标签，政府公开承认文物本不应在本国，也并非易事。同时，法国境内大量中国文物为私人收藏，如2016年巴黎拍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涉及古董商、拍卖行及高额利益链条，仅靠道义劝说难以收回。

  从中国角度看，这一法律框架虽不能期待完全归还，但也为原本缺乏法律途径的文物追索开辟了可能。圆明园文物案例最能体现法案效力的复杂性：1860年圆明园被劫掠，处于1815至1972年区间，且多为无军事用途的宫廷陈设和艺术品，理论上可依程序追索。枫丹白露宫、国家图书馆、吉美博物馆等机构还藏有大量清宫文物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然而，历史法理关联不等于实际归还可行。中国海外流失文物数量庞大，仅圆明园即约150万件。归还流程需中国政府就每批文物提出申请并建立完整证据链，再经联合科学委员会鉴定。文物法理属性在来源认证环节的弹性，是程序不确定性的重要的因素。中国外交部在5月7日回应中，以赞赏期待肯定法国做法，同时强调通过对话合作促进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既不夸案效力，也不否定其现实可能性。

  这部法案如同一只精密单向阀，允许压力单向释放，而反向输入则受限。法国通过标准化行政程序取代不可持续的个案立法，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设定了控制参数。从法案设计逻辑看，法国在殖民关系问题上尝试构建技术性解决路径，体现出一定超脱性。中国外交部对此持赞赏与期待态度，这种理性回应与国内舆论热情形成温差。长期以来，国际文化遗产返还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现有法律框架对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约束力不足。法国立法尝试揭示出，只有将道义话语权转化为可操作规程，法理正当性才能在现实中发挥推动作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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